我国的技能人才评价，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八级工”制度。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全面实施，先后经历了考工定级和考工晋级阶段、停滞阶段和工人技术等级制度阶段，在调动技术工人工作积极性、增强技术工人社会荣誉感、造就一批高技能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八级”简化为初、中、高三级，后又增加确立了技师、高级技师两级技术职务。自此，技术等级由工资标准的附属物变为独立衡量工人技术能力的标尺，确立了工人技术等级标准的独立地位。

进入新世纪，技能人才评价迎来新变化。2017年《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发布，将原有39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删减为81项。大幅压缩职业资格数量、提升资格证书含金量的同时，也让诸多职业（工种）失去了原本的人才评价标杆和“指挥棒”，诸多良莠不齐的境内外一些虚假“资格”证书趁虚而入，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基于此，2019年8月，人社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深化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改革的同时，建立并推行职业技能等级制度，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技能人才评价迎来新的方向。随后，人社部于2020年7月印发《关于做好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退出目录有关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80号）、2020年11月印发《关于支持企业大力开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的通知》（人社厅发〔2020〕104号）、2021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等等。这一系列文件的发布，体现了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建立和推行的循序渐进，到近日《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进入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阶段。

一直以来，以技能人才为代表的“蓝领”与以专业技术人才为代表的“白领”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职业声望、教育和评价方式、职业发展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形成天然阶层固化。诸多父母和求职人员宁做“小白领”、不当“大蓝领”，职业教育和技工教育等于“廉价”的思想根深蒂固，严重影响了我国人才强国战略和制造强国战略实施。

为有效扭转这种局面，国家采取了诸多措施。

一方面将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糅合在一起。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创新技术技能人才评价制度”，创造性将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糅合起来，这也是技术技能人才这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中央文件中。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更是提到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在“技能人才”名称前加上“技术”二字，并不只是单纯加个前缀，实现名称上的变化，更是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理念上的升级换代，以满足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技术变革带来大量复合型人才需求，其核心要义为“技能人才技术化、技术人才技能化”。

另一方面则是着力打通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壁垒。2018年11月《关于在工程技术领域实现高技能人才与工程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意见（试行）》（人社部发〔2018〕74号）和2020年12月《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人社部发〔2020〕96号）两个文件的发布，标志着高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实现贯通，技能人才发展“立交桥”正式建立。

但上述两种方式的根本出发点，还是潜意识地认为技能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技术水平低于专业技术人员，技能人员需要拔高、向专业技术人员靠拢。而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困难，如在实施评聘合一的单位中技能人员职称评审难度极大等。所以，要想真正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增强技能人才荣誉感获得感幸福感，吸引更多劳动者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还是要建立技能人才自身的、等高于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意见》的发布，真正实现了这一点。

《意见》将现行技能人员职业技能等级从“五级”增加到“八级”，在初级工前补设学徒工，在高级技师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其中特级技师比照正高级职称人员享受同等待遇，首席技师则地位更高。《意见》所提出的“八级”制度与上世纪50年代的“八级”形似而神不似，更多是客观反映技能人才的技能等级水平和职务岗位，并不直接与薪酬激励、福利待遇、职业发展等硬挂钩，保持了相当的灵活性，更有利于用人单位的人才培养和使用。

《意见》的发布，标志着我国技能人才评价制度改革基本完成，技能人才评价工作进入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新阶段。《意见》从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系、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制、促进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结果与培养使用待遇相结合等方面明确提出改革意见和方向，并列出“八级”各个职业技能等级（岗位）要求，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一是设计更具科学性。在初级工前补设学徒工，在高级技师上增设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并不是单纯在原有“五级”基础上的简单叠加。而是从岗位到标准、评价等方面的全方位升级。其中，学徒工转正定级考核由用人单位在其学习期满和试用期满后自主进行，与诸多职业（工种）的职业标准相衔接；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由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按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进行，评价结果为技能等级，与待遇使用相联系，可理解为评聘分开或合一；特级技师和首席技师则为职务和岗位，通过评聘方式进行，实行岗位聘任制，与待遇使用相挂钩，可理解为评聘合一。不同的评价方式和实施主体对应不同的等级，既保证了评价的社会性，又保证了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二是实施更具灵活性。一方面，《意见》实施后，国家技能人才评价会形成“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为主、职业资格评价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为辅，用人单位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具体认定为主、政府部门具体认定为辅”的新格局，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可以与职业资格制度、职称制度更好衔接。另一方面，职业技能等级制度在标准上可以与职业标准、评价规范等相互衔接；在培养上可以更好发挥社会培训评价组织的积极性，更好与企业用人单位需求紧密结合；在使用上对提高人才培训质量，促进认定结果与岗位使用有效衔接，提高技能人才激励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三是设置更具前瞻性。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制定国家资历框架。此后，建设中国特色国家资历框架的实践探索陆续展开。从国际经验和长远发展看，包括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职业技能培训证书等在内的职业资历体系和涵盖各类各级教育文凭的学历资历体系是国家资历框架的“两大”支柱。但是现行“五级”的技能人才评价与国际通行8到9级的资历框架存在错位对应。新的“八级”制度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种错位，为技能人才评价、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更好地融入我国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所以说，新“八级”的设置具有较好的前瞻性。

总体来看，《意见》的出台，标志我国技能人才评价改革进入全面推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新阶段。《意见》的实施必将在提高技能人才社会地位和职业声望、吸引更多劳动者走技能之路、缓解技能人才短缺问题等方面发挥重要且积极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撑和技能保障。

来源：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范巍）